同文馆在世纪年代，是早期洋务教育的主要设施，它的创置为洋务教育的进一步扩展开辟了道路。在同文馆的带动下，洋务派的其他重要人物也纷纷效仿，兴办洋务学堂，使洋务教育在世纪年代形成了初步的声势。诸如：李鸿章于年创办的上海同文馆（又称广方言馆）、年创广州同文馆，左宗棠于年创办福建船政学堂（原名求是堂艺局），均在当时的教育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都属于早期洋务教育的重要设施。这些学校为中国培养了最早的一批近代的外语、军事技术人材和外交骨干。像著名的翻译家严复（福建船政学堂）、曾任首届驻日本大使的汪凤藻。驻法大使庆常、出使英国参赞张德彝、民国农商总长周自齐、驻荷兰大使唐在复、驻日、比大使杨枢、驻俄大使刘镜人、驻法公使胡维德、驻意大利公使吴宗濂，等等皆毕业于上述学校。在世纪下半叶至世纪初推动中国近代化、介绍西方先进的自然，社会科学方面发挥了骨干作用。早年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的邓世昌、林永升、刘步蟾及毕业于上海广方言馆的黄祖莲等北洋水师将领，在甲午海战中英勇抵抗日军侵犯、壮烈牺牲，尤为国人所敬仰。仅此而论，早期洋务教育的成果也是不宜一概抹煞的。洋务教育同旧学观念的冲突在创建和扩展同文馆的过程中，洋务派一开始就遇到了以文渊阁大学士倭仁为首的朝中守旧势力的坚决抵制。双方围绕着是否聘任洋人为教习和录用科甲、五贡正途出身者为生徒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年（同治六年）正月，倭仁支使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发难。张盛藻在一折指责同文馆的奏文中，阐述了反对洋务教育的种种理由。首先，他认为：同文馆设置算学馆，学习西洋天文算术，在《尚书》以来的任何古籍中均找不到先例，可谓名实不正。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已属完美无缺，诸如清朝所颁行的宪书（天文、历法之类志书），“一遵御制数理精蕴，不爽毫厘，可谓超轶前古”，无须再学西人技艺，最多也不过是参用洋人算术，借西法以印证中法而已。第三，正途科甲人员当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若图谋自强，也应以整顿朝纲、严明刑政赏罚、求贤养民、崇尚气志为本，而不可借助机巧之事物。第四，科学技术之类的知识可由工部选精巧工匠或武弁之有心计者专心演习，不必由科甲正途官员肄习，更不必列入官学课程之中。
在张盛藻的奏本被上谕驳回之后，倭仁又亲自上折，备述洋务教育之害。他在奏文中认为：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主张：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往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并称中国天地之大，不患无才，何必师事夷人？倭仁指出夷人侵犯中国，凭陵我畿甸、焚毁我园圃的事实，认为夷人是我仇敌，岂可反拜之为师？同时，他力主倡导读孔孟之书，讲明义理，伸张正气，抵制西方宗教的煽惑，认为按照奕等人的办学主张，则必然导致变华从夷、“不尽驱中国咸归于夷不止”的后果。此后，倭仁又多次上奏，指责同文馆聘夷人教习正途，“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并怀疑夷人机心最重，狡诈多端，彼纵阳为指授，也必另有诡谋。
倭仁等的见解遭到上谕的批驳，奕等人也据理分辩。在同治六年（）上半年中的几次奏本中，奕逐一反驳倭仁的主张，并为同文馆之设置做出种种的辩解。首先，奕指李鸿章像出倭仁所论“陈义甚高，持论甚正”，与自己未曾经理洋务之前的见解相同，但在强虏面前，学士大夫陈义虽高，却大率空言无补，以致酿成庚申之变（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并称：“自定约以来，八载于兹，中外交涉事务，万分棘手”；筹思长久之策，非兴学不足以谋自强。学习外语、机器制造诸法、教练洋枪队、派员周游各国访其风土人情，凡此苦心孤诣，无非欲图自强；请开天文算学馆，也概因于洋人制胜之道专以火器、轮船为先，而制造巧法又由算学入手而已，决非空讲孤虚、侈谈术数。至于考选正途人员，也因其读书明理之人，存心正大，既能抵制洋人的诱惑，又有助于提高教学的水准。其次，奕分析洋人之所以敢人中国肆无忌者，盖“缘其处心积虑在数十年前，凡中国语言文字、形势虚实、一言一动，无不周知，我则一无所知，徒以道义空淡，纷争不已”。他讥讽朝中守旧大臣：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便可折冲樽俎，制敌之命。
洋务派另外几个代表人物李鸿章、左宗棠也先后上奏，支持同文馆的设置。年，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在一篇奏文中，赞扬“京师同文馆之设实为良法”，称“绥靖边陲之原本实在于此”，并认为翻译、学习西洋所擅长的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及有关著作，“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年，左宗棠在奏请创办福建船政局的折子中，更明确提出：“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黍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他还比较中西两种文化的差异：“中国之睿智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主张取外国之长补我之短，并提醒人们注意东洋日本派人留学英国，为仿制轮船张本，数年之内必将形成可观的海军力量，要求尽快创建中国的轮船制造业，发展新式学堂，培养水师人材。
在洋务派的大力倡导下，早期的洋务教育得以排除守旧势力设置的障碍，继续办理下去。但是，正如奕所担忧的，倭仁身为帝王之师，又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等显职，且“久著理学盛名”，故“其论出而学土大夫从而和之者必众”。洋务派虽然在保留同文馆的较量中占了上风，但反对者倭仁却“被一时清议极推服之”，年，一个候补的直隶知州杨廷熙上疏称春夏久旱不雨，屡见阴霾蔽天，是天象示警，只有撤消同文馆，才能“弭天变而顺人心”。其疏虽被上谕斥为“呶呶数千言，甚属荒谬”，但京师竟“一时传诵，以为至论。虽未邀俞允，而词馆曹郎皆自以下乔迁谷为耻，竟无一人肯入馆者”。一些士儒也多写上“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和“孔门弟子，鬼谷先生”的对联贴在门前，像郭嵩焘、丁日昌这样竭力推进洋务事业的官员“皆以汉好奸见摈于清议”，奕则因此获得了“鬼子六”的绰号。可见洋务教育在克服守旧势力的阻碍方面，确实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当然，洋务教育决非全盘的西化，在早期的洋务学堂中，中国传统的经史学问仍被视为“正学”，并占有很大的课程比例，这反映了洋务教育办学的宗旨。它贯穿于洋务教育的全部过程，最终归纳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方针。
洋务教育的鼎盛及其内容
世纪年代至年代初，是洋务教育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内，由于洋务派在朝中顶住了守旧势力的反对，并占据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相当一批重要的督抚职位，在中央及地方均形成为显赫的实力派，因而得以大力推进洋务学堂的建设。
世纪年代创办的早期洋务学堂的扩展和完备化，是洋务教育鼎盛的重要标志及内容之一。早期的洋务学堂不仅教学内容粗浅单一，学科种类也不完备，且师资力量单薄、学生数量太少，管理体制混乱，往往人浮于事，徒具虚名，远不足以负初创者的期望。以京师同文馆为例，在年代仅设英、法、俄及算学四馆，教学内容的设置也无一定标准，学生人数每馆仅限于人，所聘的洋教习虽有少数优秀学者，但多有滥竽充数之徒，像德国人方根拔，自称对天文学一窍不通，却敢于充任天文学教授，就连总教习丁韪良也承认他是个一心只想赚钱的江湖骗子；同文馆之教习设置也不完备，年赫德曾在英国聘请了化学、天文、法文、英文、军事诸科教习，而实际到馆授课的只有化学、法文两教习毕利干与李壁谐。年之后开始改组扩建，先后增设了医学馆（）、德文馆（）、格致馆（）、翻译处（）、东文馆（）。教学课程也在原先的外语、国文、算学及化学之外，增设了万国公法（年底，丁韪良主讲）、医学生理（，英国医生德贞主讲）、天文（，美国人海灵顿，俄人费礼饬主讲）、物理（，英国人欧礼斐主讲。）年清廷又正式公布同文馆八年课程表，规定：
